從健身應用到智能手表再到體感游戲，我們可能習慣了各種關于健康的數字設備或應用，它們使得鍛煉成為一件既隨身又有樂趣的事情。

這些「數字健康工具」，通常被認為是縮小「健康不平等」的方法，因為它們可以將健康干預措施打包成更便宜、更易于分發的形式，拉低了運動健身的參與門檻。

然而，一項關于數字健康工具的研究表明，健康應用和可穿戴設備只會幫助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提高身體活動水平，它們幫不了低收入階層。

這項研究并非親身投入單個項目，而是運用了「薈萃分析」（Meta-analysis），對多個相關研究的結果加以分析和總結。

研究團隊選取了 19 項用英文發表的研究成果作為研究對象，這些研究成果分布在1990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間，涵蓋了多種數字健康工具，如短信、電子郵件、網站、可穿戴計步器、移動應用程序。

他們提出了三個研究問題：數字健康工具是否有效促進低社會經濟地位人群的身體活動；數字健康工具是否對較高和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具有同等益處；數字健康工具的數量或類型是否與干預效果有關。

研究結果是，無論哪種數字健康工具，對低社會經濟地位和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都沒有顯示出等效功效。對于前者，沒有證據表明數字干預是有效的；對于后者，相同干預確實表明了有效性。

也就是說，數字健康干預最終會擴大群體之間的健康差距，加劇數字鴻溝。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有很多。畢竟不是所有人都用得了互聯網，最發達國家的互聯網普及率高達 95%，而《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 2020》顯示，全球普及率約為 60%。

但即使兩種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都能接觸數字健康工具，這些工具也不一定能縮小健康差距。研究團隊針對這一種情況提出了幾種原因。

首先，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往往具有較低的電子健康素養，這意味著他們較少使用互聯網獲取健康信息，也無法有效應用數字健康工具。

其次，富裕消費者有更多的資源和空閑，身處更友好的社會和物理環境，更可能具備做出改變的能力、機會和動力；而貧窮消費者沒有時間做數字健康工具建議的事情。

再者，可穿戴設備、智能手機 app 等數字健康工具，是為擁有更多資金、受過更多教育的人而設計的——「大多數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數字健康公司的目標是賺錢，他們的重點往往是最喜歡購買他們產品的客戶」。

事實上，研究團隊將「社會經濟地位高低」作為變量，基本上已經涵蓋了以上所有原因。社會經濟地位差異的背后，就是教育、收入以及獲得醫療、護理和健康信息方面的差異。

可能以上所有結果都在我們的意料之中，但聚焦于某一個小問題是有意義的——它能夠更加具體地看到人的境況，并且提出可行的改進措施。

身體鍛煉可為個人帶來多種健康益處，而對于更廣泛的人群來說，它是一種「減輕非傳染性疾病負擔、具有成本效益」的公共衛生策略。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在全球范圍內增加身體活動水平，每年可以防止 500 萬人過早死亡，并降低患結腸癌、乳腺癌、心臟病、中風和糖尿病的風險；與此同時，缺乏身體活動對全球醫療保健系統造成的損失為 540 億美元。

此外，在全球范圍內，一個國家人口的預期壽命從最貧窮國家的 52 年到最富裕國家的 84 年不等。所以，最缺乏數字技術支持的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往往最需要這種支持。該研究團隊倡議：

隨著數字技術越來越多地用于身體鍛煉，弄清楚技術變革如何加劇不平等變得更加重要。但我們對其在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中的有效性知之甚少，也很難說服開發者確保使他們受益。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倡導者有責任解決這種差異，將其作為公共衛生的優先事項。

參考文獻：

（1）完整論文：https://ijbnpa.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966-021-01218-4#Sec15

（2）https://www.theverge.com/2021/11/16/22785163/digital-health-physical-activity-inequity.

圖片來自：unsplash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APPSO”（ID:appsolution），作者：張成晨，36氪經授權發布。